广东白话音乐联盟

八十年代初的“流行音乐风波”

爱知学者2021-09-15 06:48:50


文 | 陈占彪

来自 | 《世纪》2011年第2期


评选“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”


1980年1月3日到1月24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、《歌曲》编辑部联合举办了《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》活动,以群众投票的形式推选出了十五首听众喜爱的歌曲。

  

短短20天的时间,收到了25万封听众来信,听众来信每天平均一万二千封以上,2月,十五首受听众欢迎的歌曲揭晓,公布的结果是:《祝酒歌》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《再见吧,妈妈》《泉水叮咚》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《心上人啊,快给我力量》《大海一样的深情》《青春啊青春》《洁白的羽毛寄深情》《太阳岛上》《绒花》《我们的明天比蜜甜》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》和《永远和你在一起》。据称,当时实际投票情况是,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排名第一,比《祝酒歌》票数要多些,但是为了平衡和引导,便将《祝酒歌》调到第一。2月16日,十五首歌演唱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,李谷一、李双江等“明星”登台献唱,场面极为热烈。

  

问题在于,这十五首歌竟然全都是“抒情歌曲”,而且都是“独唱”。而在过去,人们在生活中接受的音乐几乎全是刚劲有力的进行曲、“重音乐”、群众歌曲、齐唱歌曲等,大家齐声高歌,慷慨激昂,而今天,个个浅吟低唱,委婉缠绵。

  

对于改革开放初期传唱天下的流行音乐现象,人们态度各异,意见甚至针锋相对,有人大呼过瘾,称这才是八十年代的音调,有人感到震惊,称即使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士对大陆出现的流行音乐热“不理解”,而我们却趋之若鹜。

  

其实,早在1979年6月12日,《人民音乐》就举行了关于抒情歌曲问题的讨论座谈会,参加座谈会的有时乐濛、陈紫、晨耕、唐诃、黎英海、施光南、王酩、魏群等。不过,这时人们处于肃清“左的流毒”的背景下,艺术家对抒情歌曲持肯定的态度。然而,时间到了1980年,2月21日,《人民音乐》再一次组织座谈会,探讨当前音乐中出现的问题,参加座谈会的有孙慎、李凌、吴祖强、楼乾贵、施光南、陈天戈等人。与上次座谈会的基调截然相反,这次座谈会上,艺术家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,强调作曲家的责任感,对流行音乐显然持一种否定的态度。

  

“我从艺廿多年,从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!”

  

歌曲评选活动只是流行音乐在当时中国的接受情况的一张“试纸”。就在流行音乐在中国铺天盖地,传唱天下的时候,昔日“红光满面”的群众音乐却显得“灰头土脸”,处境艰难。

  

1983年4月21日,《解放日报》《支部生活》等单位举办了迎“五一”青年晚会,晚会节目有两部分内容,一部分是朗诵,“其内容都是祖国四化建设和建设者的颂歌”,另一部分是流行歌曲演唱。这两部分风格相对的节目摆放在一起,颂歌又岂是流行歌曲的对手呢,于是发生了少数观众起哄,嘘朗诵演员的尴尬事情。“在演出过程中,已明显感到有少数观众特别偏爱流行歌曲,当然,这也无可非议。但是当演员朗诵完歌颂清洁工人美丽心灵的节目后,不仅没有掌声,却是一些观众的嘘声中下台。下一个节目仍然是朗诵,演员一上台还没开口,就是一阵嘘声,然而演员仍然耐心引导说:‘晚会上应有各种各样的节目,朗诵可以陶冶人的心灵,希望大家安静地听我朗诵。’但嘘声仍不止,使演员无法演下去,只好闭幕。这个演员在后台流着泪说:‘我从艺廿多年,从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!’”(祝希娟:《要维护人的尊严》,《民主与法制》,1983年第5期,第6页)朗诵演员被嘘,“被侮辱”是“时代”变化的必然结果,在这个非革命的时代里,人们选择的是流行音乐,而不再是朗诵。

  

有人这样回忆八十年代的青年对流行音乐的欢迎的情形:

  

当时,通俗歌曲已经十分流行,“文革”期间居于霸权位置的“革命样板戏”几无市场。在北京的几天,我们有不少会议是和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代表一起召开的。代表中有不少当红的歌星和影星。只要两个会合在一起开,“学生”就会去找“青年”中的艺术家签名。在全国政协礼堂听报告时,许多学生代表都挤到唐国强、蒋大为、彭丽媛等明星身边。(王尧:《一个人的八十年代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,第119-120页)

  

当时,歌曲刊物对这两类歌曲的抑扬态度是明显的。以1979年12月出版的《安徽音乐》第三期为例,该期集中发表了13首抒情歌曲,并配合发表有4篇为流行音乐辩护的文章和两帧周璇的照片。这些歌曲有《花》《芙蓉赞》《美丽的眼睛》《等哟,等!》《啊,玫瑰》等。可以看到,感情初萌的时期,人们还多是借“花”寄情。有人说到当时的刊物,“我曾翻阅了全国各省、市不少歌曲刊物,几乎绝大部分是独唱性的抒情歌曲,建国初期的那种反映歌唱建设者们高昂斗志的群众歌曲(或称齐唱歌曲)已是少得可怜。形成了在群众性的集体场合中缺少歌唱。”(庄民权:《从十五首当选歌曲所想到的》,《人民音乐》,1980年第3期,第45页)这种说法看来并非夸张。

  

其实也不是缺少群众歌曲,那些不忘自己的“使命”和“责任”的作曲家其实并不懈怠,他们仍然孜孜不倦,一如既往地创作,只是他们的创作这时很少有机会在刊物上发表,电台上播出,舞台上演出而已。

  

就连这次被列十五首歌曲之首的《祝酒歌》的作曲者施光南的作品也不例外,他抱怨说:“最近电台播放的《台湾当归谣》、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也只是我在一九七八年写的作品。电台有个规定:没有经过舞台演出考验的作品不能录音、广播。致使许多新作品在难得演出的状况下长期得不到宣传。尽管我的作品得到广播的比别的一些同志来说算是比较多的,但也只是我的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,一九七九年的创作几乎还没上舞台和电台。”(施光南:《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》,《人民音乐》,1980年第3期,第4页)“想为人民多贡献些作品,却得不到和群众见面的机会”,这是“老革命”遇到的新问题。

  

与作曲家辛辛苦苦创作了歌曲,却苦于无法面世,只有“关在抽屉里”相对,另一些作曲家却纷纷模仿和尝试转向流行音乐的创作。其中体现在这些文艺家热衷于电影、电视片的音乐创作。如《三峡传说》中的《乡恋》,《小花》中的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就是这样的例子。

  

针对流行音乐之盛行和群众音乐之衰落,相关“领导”也“难逃其责”。在对这一情况检讨时,有人这样批评“领导”,“对音乐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风气,领导总说要引导,但这句话我听了一年半了,也没有看到文化部门、音乐部门的领导怎样去引导,做了多少细致的工作,实际上是听之任之。就以发展我们自己的抒情歌曲问题来说,不能只简单号召一下就完了,如不在演出、广播、出版等方面创造必要的条件,不改变‘歌多声少’的局面,你用什么去引导青年人?”(施光南:《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》,《人民音乐》,1980年第3期,第4页)其实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发展,流行歌曲的经济效果当然成为领导所关心的事情。“领导”不光不“引导”、“制止”流行歌曲,甚至于还出现了越俎代庖,鼓励演员演唱流行歌曲以照顾观众的胃口的情况,“某些省、市的文化部门的领导,可能出于好意,怕我们卖不出票,总是事先通知我们演出时多唱些时下被看作‘热门’的歌曲”。

  

其实,无论发表阵地也好、作曲家也好、领导也好,决定性因素还是“市场”,正是流行音乐的广大市场,才将歌曲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的人力物力都吸引到流行音乐这个“新秀”头上。

  

文艺家便将这口闷气撒到崭露头角的“市场”的头上,认为正是市场挤压了群众歌曲的生存空间,窒息了群众歌曲的发展。

 

芦笙在《作者的苦恼》一文中说:“目前文艺团体的状况是为完成经济指示而紧张,中心任务是抓经济收入。我们团,上头给的演出任务是240场,收入现金24000元。上座率不高的节目,拒绝排练,新创作的节目,自然也就没有市场了。去年我们创作的小节目只好关在抽屉里,让它们睡觉。”(《人民音乐》1980年第5期,第35页)

  

可见,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“市场”便慢慢代替以往的政治成为文化艺术生产的主导性力量。

   

“不是反党、反社会主义,就许可存在, 没有权力去禁演”

  

市场需求的兴盛和庞大其实只是人民喜好的最灵敏、最直接的反映。决定市场的根本在于“群众”。然而,“群众”又是一个宏大的、正面的词汇,这个词背后站着一个庞大的群体,所以,在政治上,在道义上,都不能轻易冒险去质疑它,这时,“站在群众的立场上”成为流行音乐的拥护者的有力武器,这似乎隐含着反对流行音乐就是“站在群众的对立面”。

  

在署名“任民”(按,当是“人民”谐音,可见作者是以自命代表“人民”来发言的)的一篇《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》的文章正是拿群众的力量为流行歌曲来“呵道”的。“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”,这篇文章的题目似乎也可从“左”的一面理解,但文章其实是以“人民的意愿”来“反左”的,而且,这句话又出自政治领袖周恩来之口,周恩来曾在《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》中说:“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。只要人民爱好,就有价值,不是反党、反社会主义,就许可存在,没有权力去禁演。艺术家要面对人民,而不只是面对领导。”周恩来的讲话显然是一个有力的立论,以此来为流行音乐辩护可谓是“打着红旗反红旗”,令批判者哑口无言。作者说:“应当看到,人民群众对于艺术作品是有鉴赏能力的。完全背离人民利益的作品,人们不会喜爱。因此,群体欢迎和喜爱的东西尽管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,但决不会是毒草,是糟粕,其主流必然是好的,或比较好的。……一般来讲,我们并不应该把民意测验方法作为评选优秀作品的唯一方法,但是,群众的好恶,人民的批准,应该是有决定意义的。领导和专家的评定,其立足点也应像周总理所说的:‘要面对人民’,从人民的利益这个高度出发。”(任民:《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》,《人民音乐》,1980年第6期,第31页)

  

以唱一曲《乡恋》而备受争议的歌唱家李谷一当年就收到近千封群众的来信支持。

  

然而,流行歌曲的批判者当然不满意这种“民意测验”式的评选形式,他们觉得评选方法“还应当是领导、专家、群众三结合”,如果光以群众的喜好评选的话显得“范围太窄”,“即不利于音乐界的团结,也不利于使音乐创作蓬勃发展”(刘炽:《对音乐界某些现象的一些看法》,《人民音乐》,1980年第6期,第13页),不同的评选方式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艺术观,值得注意的是,在我们过去的“领导、专家、群众三结合”的评价方式中,领导居首,负责在政治方向上的把关,反映了政治第一、政治正确的艺术观,专家其次,代表艺术的精英立场,群众居末,群众在艺术欣赏上,似乎很少被尊重过,他们只有被动接受,从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利,然而在十五首歌曲评选中,这一切都打破了,颠倒了,一切都是以往最没有发言权的群众说了算,领导和专家被冷落一旁,甚而至于,专家(作曲家、歌唱家)和部分领导不得不成天跟在群众的“屁股”后面转。

  

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举国上下对流行音乐如此痴迷,这显然与“文革”中对人们情感禁锢的反弹有关。

  

在“文革”时代,并不是说不讲究抒情,但是在文艺作品中,允许抒什么样的情,禁止抒什么样的情,却是有着严格的限定的,在政治主宰整个社会的角角落落,主宰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代中,每个人都成为政治戏台的木偶,机械而木讷,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京剧中的脸谱,单调而虚假。

  

一般来说,人们只有“欢喜”和“仇恨”两种表情,对政治所提倡的一切都是热烈拥护,夸张欢呼,无穷赞美,而对政治所反对的一切则是无情打击,满腔仇恨,咬牙切齿,表情单调而极端,人们没有离别的愁绪,没有思念的惆怅,没有忧愁和焦虑,没有伤心和痛苦,这虽是合了政治的要求,但却违背了生命的本能。这看似发展了重音乐,但实质也伤害了重音乐,重音乐被弄得“干瘪难看,只剩下标语口号之类的躯壳,而毫无饱满感情的内涵。”结果,轻音乐被禁绝,重音乐被强奸,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只有虚假和变态在跋扈。

  

改革开放“不但解放了思想,也解放了感情”,人们的情感复苏了、丰富了、爆发了。“长期以来,它却像设闸的小(按,当为“水”)库,受人局限,任人开启。因此,过去某些按照‘情感模式’泡(按,当为“炮”)制出来的东西,情不真,意不切,当然不会感人,也不会受群众的欢迎。而最近涌现出的一批抒情歌曲,从创作到演唱都突破了过去那种无形的‘规定情感’的桎梏,不仅写了欢乐喜悦,而且敢于将过去不敢问津的哀愁忧怨之情用如泣如诉的旋律,真实地坦率抒发出来。写离别,当然可以有‘谢谢妈’那种凛然壮别;但为什么不可以直抒哀愁痛苦这些人之常情呢?写思念,当然可以想到‘五洲四海红旗都插遍’;但那种惜别眷恋的缠绵之情不是更接近于人的正常感情吗?!我以为,像电影插曲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《妈妈再看看我吧》以及《乡恋》等,敢于抒发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感情,才产生比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人的感情是丰富的,要求我们抒情歌曲也要丰富多彩。不但要有激情,也要有柔情;不但要有热情,也要有哀情。音乐长于抒情,最重要的是抒发真情。”(任民:《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》,《人民音乐》,1980年第6期,第30页)与那种豪壮的政治表情相比,人们的感情变得细腻、丰富和生动,那么,那些流行音乐的柔美的旋律、丰富的情调正满足了人们的感情需要。“高、快、硬、响”的群众音乐逐渐被“低、慢、软、柔”的流行音乐所代替。

  

“人民的歌手们”发出 《高唱革命歌曲的倡议书》

  

面对流行歌曲的热极一时,处于劣势的群众歌曲并不甘雌伏,它们针锋相对,进行着最后的拼争。消除流行音乐的“消极影响”的一系列活动也先后展开。

  

1980年,来自十三省、市、自治区和解放军的131名歌手在北京参加了4月10日开始的为期十三天的民族民间唱法独唱、二重唱会演。在4月23日,参加会演的全体歌唱演员向“全国歌唱家、人民的歌手们”发出《高唱革命歌曲的倡议书》。

  

倡议书中称,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外来的某些不健康的‘流行歌曲’在某些人们中间传播,它同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面貌是格格不入的。作为受党长期培养的文艺工作者,人民的歌手,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,用革命的、前进的、健康的歌声去抵制那些靡靡之音。我们殷切希望词、曲作家们多创作具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内容,鲜明的战斗风格,浓郁的时代气息的歌曲去教育人民、团结人民、鼓舞人民。”他们发出这样的倡议,“在演出舞台上,大唱革命的健康的歌曲,并且要经常到群众中去,到工厂去,到农村去,到部队去,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去,教唱革命歌曲。让社会主义的歌声响彻祖国大地!踏着威武雄壮的步伐昂首阔步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!”(《高唱革命歌曲的倡议书》,《人民音乐》,1980年第5期,第8页)

  

随后,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也向全军推荐十二首歌曲,这十二首歌曲是,《向国防现代化进军》《战士的回答》《四化建设是鲜花》《我当上解放军》《人民是靠山》《走上练兵场》《杀敌立功歌》《我有我的称呼美》《战友之歌》《连队的歌声》《像雷锋那样》《跟着共产党走》。总政治部文化部决定从4月15日至5月15日,“组织全军专业文艺工作者到部队教唱歌曲,在全军掀起一个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。”大唱革命歌曲,显然是针对此前不久大唱“十五首抒情歌曲”而来的。

  

到了1980年12月,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一次“优秀群众歌曲评奖”活动,此项活动的评选方式一改“十五首歌”评选“群众说了算”的做法,由各省市词曲作家、音协负责人,各省市文艺团体推荐,由专家评委会投票选出31首优秀群众歌曲。这可以说是“专家”说了算,排在最前面的是《中国中国,鲜红的太阳永不落》《新的长征,新的战斗》《人民———战士的母亲》《打桩机在歌唱》等。这显示了其中的政治导向性,并对群众口味进行一次校正。